中美经贸合作内容广，利益交融深，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经贸摩擦，但以往的这类摩擦并没有影响中美经贸合作大局。近年来，双方在经贸合作中有各自的关切，中方关切美方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十五条义务(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全面停止使用“替代国”做法)、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和歧视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等问题。美方关切货物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保护、产能过剩、产业政策等问题。过去，两国通过谈判磋商，回应对方关切，解决经贸摩擦，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向前发展。然而这一次，美方抛弃双方达成的合作协定，出尔反尔，采取单边主义措施，悍然发动有史以来大规模的贸易战，并威胁继续扩大加税范围与幅度。贸易战没有赢家，对双方的出口、就业都会带来冲击，也会增加双方企业和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成本，还会冲击全球生产价值链正常运行，对多边贸易体系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那么，美方明知要付出如此代价，为何还要发动贸易战？美方发动贸易战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概括而言有以下三点：

利益敲诈。通过贸易战或发动贸易战的威胁，迫使贸易伙伴开放市场、让渡经济利益，是美国的惯用伎俩，以往曾经对多个国家使用过。尽管美国从中美双边合作中取得了巨大经济利益，但美国政界一些人却以零和博弈观点看待双边经贸合作，把国内收入差距扩大等内部问题归咎于“中国抢夺了就业机会”，把由于储蓄率过低等内部结构性问题导致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的政策，认为美方“吃亏了”。近年来，美国从倡导“自由贸易”转向保护主义，无视世界贸易组织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授权原则，曲解“对等开放”，无理地要求各国在每个具体产品的关税水平和每个行业的投资准入都应与美国完全一样，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置于非常不利的贸易地位。在解决中美经贸问题方面，美国更是无视中国表现出的极大诚意，背弃双方达成的共识，单方面发起贸易战，其直接动机就是企图迫使中国在贸易投资上进一步对美扩大市场准入，增加购买美国产品，从而使美国获取更多经济利益，同时对外转移美国国内矛盾。

战略遏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国。冷战结束后，美国以遥遥他国的科技、经济、军事、金融实力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为了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美国一直防范任何可能的追赶国家。当年的苏联、日本都曾遭到美国多措并举的遏制。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上升，美国对华认知与情绪全面转向，重新定义了中美关系。2018年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提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把中国定义为美国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一报告还提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就是国家安全。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签署了《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含两个重要法案：《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和《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进一步加强了高技术出口限制和防范外国企业通过投资获取技术。因此，贸易战不仅是美国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手段，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美国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制造2025》中包含的高科技领域，反映了美国遏制中国技术追赶的意图。

模式打压。美国从维护其全球霸权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发展模式横加指责。美国污蔑中国发展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无端指责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存在强制性技术转让要求、中国支持企业“走出去”是获取技术的政府行为、中国政府支持网络盗取美国商业机密与知识产权，肆意批评中国实行产业政策。其实，美国从建国以来，一直在实质上实行产业政策。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提出了促进制造业发展计划，是幼稚产业保护政策的始作俑者。近年来，美国政府仍然出台了大量产业政策，如《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09)、《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2)、《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项目战略计划》(2016)等等。在自己推行产业政策的同时，却对别国正常的产业政策横加指责，这体现了美国的霸道心理。在国际经济领域，美国把国内法置于国际法之上，不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而是用单边主义措施处理中美经贸分歧，公然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加征关税。美国有意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新法官的任命，影响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常运转。美国无视中国信守入世承诺、遵守多边经贸体系规则和倡导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努力，却称中国是国际规则的“修正主义”，挑战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体系。为此，美国在发动贸易战时施展出舆论战、关税战、科技战等组合拳，究其动机，就是要通过舆论战把中国发展模式污名化，通过关税战、科技战等逼迫中国改变原有发展模式。

不难看出，美方发动贸易战的动机是多元的，理由是不正当的，行为是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影响是恶劣而深远的。